傅雷家书: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金沙澳门官网

  来信提到音乐批评,看了很感慨。一个人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世界大局,文化趋势,都很不妙。看到一些所谓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的图片,简直可怕。我认为这种“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极少数的病态的人,真正以为自己在创造一种反映时代的新艺术,以为抽象也是现实;一种——绝大多数,则完全利用少数腐烂的贤产阶级为时髦的snobbish[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卖野人头,欺哄人,当做生意经。总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愈来愈没落的病象。另一方面,不学无术的批评界也泯灭了良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清客,真是无耻之尤。

一代文豪鲁迅的佛缘

金秋季节,和风送爽。九、十月间,相继在上海图书馆及光华楼与大家见面的“百年墨香、世纪情缘———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书画展”就是对于复旦大学悠久的书画篆刻传统的一次集中展示,复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殷殷教导犹在耳成立于80年代初的复旦书画研究会最初是由一批学生发起的。而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历任校长及学校诸多教师的关心。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严复先生、夏敬观先生、陈望道先生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于学生的素质教育格外重视。喻蘅老师回忆说,当时恢复高考后,复旦新入学的大学生中有很大一批有着相当的书画造诣,他们自发商量组织一个学生书画团体。时任校长的苏步青先生得知后,对于这一学生组织十分关心,他曾经多次对研究会的学生说:“不要怕班门弄斧,有鲁班指点,是好事情。”又对书画会的指导老师说:“你们要欢迎学生班门弄斧”。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书画的热情,他自己还亲自学习书法。喻蘅先生说:“苏步青校长的诗词功底很深厚,但从小写的是钢笔,所以对于书法不太了解,从那个时候开始,已将近80高龄的他就主动向人请教学习书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鼓励学生,首先要自己带头。’”在这次的书画展上,展出的一幅苏步青先生的作品,是他于建校85周年时对于院系调整的感慨所作的一幅题词。从一丝不苟的笔划中,也可以看出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名家精品琳琅现自2004年3月,“迎百年校庆书画篆刻展作品征集”的启事在校庆特别网站上公布至2005年7月作品征集工作基本结束,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作品征集处通过作者提交作品、从档案馆甄选作品等多种途径,共汇总了近150余幅书画篆刻作品。最后,从中甄选了130余幅作品。在这次的展品中,有很多是首次和参观者见面的,其中还包括20余幅复旦档案馆馆藏珍贵资料。展览会上,马相伯校长写于1925年,赠于其侄儿的一幅手书。素有“现代王羲之”之美誉的“章草”大师王蘧常先生的章草作品、朱东润先生的篆书、先生仿黄宾虹笔意的山水画,以及周谷城、郭绍虞、喻蘅、吴剑岚、楼鑑明等诸位老先生的作品,在艺术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这次,都在展览会上与大家见面。此外,现当代书画名家吴 木等人的作品也一一亮相。百年往事涌心头这次书画展的展品,除了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外,参观者在欣赏运笔构图的同时,还可以透过作品本身,看到许多发生在作品背后的故事。这,也可以视作是复旦百年校庆的一大特色。这次展出的陈望道校长的作品是1958年校庆时所写的,其中“我们的学生又红又专,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校庆。”打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在谈到这幅作品时,喻先生感慨地说:“陈先生是欧、柳高手,书法造诣在界内外有口皆碑。文革时期,有人要老先生用他一笔好字写大字报,却被他断然拒绝。”老先生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在这些书法作品中,有一幅作品引起了记者的兴趣。这是中文系赵景深教授为郭绍虞先生七十生辰所作的一首诗。其中“郭翁体力较虚弱,笔底风雷犹奔腾”,语带调侃,却深含情义,体现了老先生之间亲密的交往。此外,李岚清同志为母校所题“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夏征农同志书写的复旦校训等,都见证了百年复旦走过的风雨历程。老树新花烂漫开虽然本次展览并没有要求以“百年校庆”为题进行创作。但许多师生校友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喜悦之情,挥毫泼墨,创作了一幅幅以校庆为题材的书画佳作。93岁高龄的校友王德耕先生长期以来一直是复旦书画研究会的积极分子,每逢学校举办大小展览,他都会参与。这次,为庆祝复旦的百岁华诞,他特意创作了一幅“百寿图”,用一百个体态各异的“寿”字为母校祝寿。106岁高龄的李宝琛校友是本次参展人员中年事最高的一位。这位年龄比复旦还大的老人,也满怀豪情,用笔墨书写下了自己对于母校最好的祝福。不仅老校友创作热情高昂,在校的师生也同样不甘落后。复旦书画研究会成立至今,人才层出不穷。在这次校庆书画展上,在校师生的作品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他们或是大笔写意,或是精工细描;或是用国画、油画绘燕园美景、复旦新貌;或是通过百燕、百鹤的比喻,寓意复旦师生的卓尔不群和母校走过的百年历程。从106岁的“老复旦”到刚跨进校门的“新复旦”,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复旦大学书画研究会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她真如历史悠久却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复旦一样,正不断释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最近十天我们都在忙黄宾虹先生的事。人家编的《宾虹年谱》、《宾虹书简》,稿子叫送在我处(今年已是第二次了)校订。陈叔通先生坚持要我过目,作最后润色及订正。工作很不简单。另外京津皖沪四处所藏黄老作品近方集中此间,于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内部观摩,并于二十八日举行初选,以便于明春(一九六三)三四月间会合浙江藏品在沪办一全国性的黄老作品展览。我家的六十余件(连裱本册页共一百五十余页)全部送去。我也参加了预选工作。将来全国性展览会还有港、澳藏的作品带回国加入。再从展览会中精选百余幅印一大型画册。

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我近来身体不能说坏,就是精力不行。除了每天日课(七八小时)之外,晚上再想看书,就眼力不济,籁落落的直掉眼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头痛几小时。应看想看的东西一大堆,只苦无力应付。打杂的事也不少,自己译稿,出版社寄来要校对,校对也不止一次;各方函件酬答,朋友上门谈天,都是费时费力的。五八年以后译的三种巴尔扎克,最近出了一种(《搅水女人》);本拟明后天即寄你,不过月内恐不易收到。另外给刘抗伯伯的一本,也得你转去。直寄新加坡的中文书,往往被没收;只好转一个大弯了。其余两种大概明年三月左右也可先后寄出。《艺术哲学》二月中可出。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中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手头的《幻灭》——三部曲已译完二部,共三十四万字,连准备工作足足花了一年半。最后一部十四万字,大概四五月底可完成。再加修改,誊清,预计要秋天方可全部交稿。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尚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1936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帐”中就己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弟子法号长庚”。1936年已享盛名的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怀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的。”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现在做学问、写文章、搞创作的人虽多,但少有像鲁迅那样先打扎实的良好的文化修养基础,而是急于“出成果”,追求作品的问世数量,对于太多的浮躁、太多的的功利观念,我们的一些作者也要像鲁迅那样多接受一点佛教思想,多得到一点佛教文化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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